安娜的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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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的五月，有家酒吧在昆明一所大学旁边的小街上悄然开业。与众多酒吧不同的是，该酒吧的老板是个瑞典人，名叫安娜(Anna Mellergard)，她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崇拜者，本人也是诗人。她与丈夫从1990年开始在中国的漫游，深为中国的魅力所吸引，1994年他们来到昆明，立即爱上它，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地方。六年后，他们的酒吧在昆明开业。在昆明开设这家酒吧，与其说是为了赚钱，还不如说他们找到了一个在昆明长期呆下来的借口。外国人在昆明开设酒吧，自从1949年以来，这也许是第一次。作为云南省的首府，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昆明有着1000年以上的历史。它位于云贵高原之上，湄公河的上游，著名的高原湖泊滇池以及四季如春的气候令它在中国享有盛誉。这是中国典型的外省，生活节奏缓慢，人们不关心政治而热衷于生活的乐趣。昆明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中心，它是中国极少数由非汉族的民族建立起来的城市，它在历史上曾经是前南诏帝国的陪都。以大理为中心的南诏曾经是一个令唐帝国头痛的独立政权，它使十万唐朝军队埋葬在它的领域，其势力最强盛的时候甚至曾经波及湄公河下游的高棉帝国。中国大多数汉族以外的民族都集中在云南省，作为土著民族，他们顽强地坚持着与汉民族不同的哲学和生活方式，因此昆明被历史培养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宽容开放的传统。这是一个阳光灿烂、有着明清风格的城市。20世纪中期，一条窄轨铁路把这个城市与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连接起来，它因此也属于中国现代化早期受到西方生活方式影响的城市之一。酒吧在昆明，并不是国家1979年以来推行的现代化产生的新鲜事物，上世纪三十年代，酒吧就是昆明的时髦场所，后来它逐渐与传统的茶馆一样平民化了。就是在文革时期，这个城市依然有酒吧在营业。昆明人完全忘记了把咖啡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生活的象征之一来加以取缔，在千年历史中养成的包容精神已经根深蒂固，这种传统令昆明完全意识不到咖啡在文革时期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色彩，人们把它看成茶那样的东西。因此在我的青年时代，当我通过地下的秘密阅读读到法国小说中关于咖啡馆的描写的时候，是很亲切的，因为我经常出入于昆明金碧路的一家由越南侨民创建的著名咖啡馆，那并不是一个昂贵的地方，一杯咖啡只是五角人民币。许多从印度尼西亚回国的华侨喜欢在那里聚会，那是一个西方奇装异服的小型博览会，人们在那里交易走私物品，弹奏吉他，秘密交谈。当然这也是一个警察经常突击搜查的地点，但从来没有想到要取缔咖啡，这种饮料的西方风格如此鲜明，在中国内地许多城市，它其实是作为西方生活方式的象征被禁止的。但在云南省，咖啡这种无害的刺激品是南方亚热带丛林中的国营农场大量种植的作物。云南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最大的鸦片生产地，它的南部与著名的金三角接壤，亚洲的咖啡从云南开始，向南蔓延直到安达曼海和泰国湾。而云南也是这个辽阔的咖啡带最有文化品位的地区之一，它属于汉文化巨大神经的末梢，但非常敏感，20世纪中国多次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革命党人孙中山把云南作为起义的一个据点，著名的反对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称帝的政治领袖袁世凯、维护共和的全国起义就开始于云南。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昆明更是成为中国的左岸，由于日本人的入侵，无数诗人、艺术家、作家、教授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从中国内地迁移云南，在数年间，昆明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数千年的移民活动，令这个省广纳中国血缘中的各种精华。另类、正统、少数、汉文化传统、东南亚殖民地的影响、山地土著民族的天真风格并存于此，令云南就像这个省著名的云那样灿烂、丰富、深邃而迷人，魅力持久，具有天然的波西米亚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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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宽容的风格居然经历了严峻的文革时期持续到21世纪。诺地卡酒吧不仅为外国人经营，并且它还将成为昆明的一个支持先锋派文化活动的基地。诺地卡甫一开业，就立即展开了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画展、诗歌朗诵、音乐演奏、录像放映等等。这些活动大都具有前卫风格，在各个国家的文化中，先锋派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因为其针对的传统并不一样，在中国，20世纪末期的先锋派艺术针对的对象是僵硬的文革左派，这种针对性从70年代末的地下文化开始，到21世纪初已经逐渐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容忍，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也在逐步抛弃那些极左的风格。但较为集中、持久、固定、公开的先锋文化活动场所并不多见，昆明的许多酒吧偶尔也展开零星的前卫文化活动，但持久的有计划地利用酒吧来进行西方风格的文化活动，几乎每周一次，在昆明绝无仅有。诺地卡迅速吸引了昆明的波西米亚分子，一些具有前卫思想的诗人、艺术家、学生、市民以及居留在昆明的西方人立即成为这个酒吧的常客。
　　安娜和她的丈夫都出生于1958年。在中国的风俗中，这一年出世的人都属于十二生肖中的狗。狗在中国被视为忠诚和吉利的象征。如果某人家里突然来了狗，那就意味着好运到来。狗也预兆灾难，并可以阻止灾难的发生。古代中国人把狗作为重要的祭祀品。在中国人看来，狗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与不可知世界有着秘密的联系。安娜在瑞典的职业就是从事文化交流活动，这些活动由一个学院和一个文化机构支持，她是它们的雇员。安娜说，诺地卡是非赢利的，它的活动经费主要靠北欧各种基金会的支持，安娜并不从这些经费中获得报酬。她从学院和文化机构获得工资，争取基金开展活动就是她的工作。安娜说，我很善于给各种基金会写报告。申请基金，依靠的主要是基金会对申请者的私人信用和能力的信任。2000年到2006年，诺地卡仅各种展览就举办了80多次，这样丰富频繁的活动是中国官方的文化组织望尘莫及的，安娜得到了北欧国家各种基金会的有力支持，但最近安娜告诉我，这种支持已经结束了，她要再申请到基金会越来越困难。因为北欧现在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强国。最近安娜考虑的是如何开展赢利的事业来继续诺地卡的运转。“这样的事只有安娜干得出来”，在瑞典的马尔莫，安娜的朋友经常这么说她，意思是她是一个经常喜欢“乱搞”的家伙，她注册各式各样的协会、社团，有一次在一天内就注册了两个协会。“北欧艺术协会”、以及由佩塔领导的艺术文化协会(NDO)。“我喜欢在瑞典制造一点小小的混乱”。安娜满头金发，精力充沛，在酒吧里穿过的时候像一团高举着的火焰。中国生活表面的喧嚣令她着迷，“我是一个出生在瑞典的中国人”，她开玩笑地说。她喜欢混乱，她周围的很多人都喜欢按照计划生活，计划稍有差错，他们就会非常沮丧。“而我则是预定的计划越出问题，我越兴奋，这意味着事情是有活力的，有各种可能性的，会出现完全预想不到的转折，而不是公共汽车那样的一个个已知的站台。在中国，许多事情是不知道的，你只要去做，到最后你才知道你是否可以做成，我喜欢这种不确定。也许这是我喜欢中国的原因。”多年之后，安娜发现，中国式的混乱只是一个表面，而在表面后面，各种复杂的关系才是中国生活真正的秩序。 青年文摘网www.21rea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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